林中来信02｜我们的「私语言」哪里去了？

作家李翊云（Yiyun Li）的作品中不止一次涉及到「公共语言」与「私人语言」之别，并在其散文 To Speak Is to Blunder but I Venture （《开口就是犯错，但我甘冒其险》）中讲到，她之所以选择使用英文创作，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英语是她的私语言（Private Language）。

也许你和我一样，在看到李翊云这种说法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语言竟然可以按「公共」和「私人」这样的属性来分类。但只要稍稍留心观察，就会发现我们在公共场合与私人场合的惯用表达方式乃至所表达的内容都有很大差别。比如，在公共的政治场合常常出现的「使命」「责任」与「义务」等词，你很少在做私人交流的时候使用，除非你就是在讨论公共事务；反之，你在私人场合表达对家人的思念或关心之情时所用的话语，也很少会用在公共场合。

也就是说，在同一种自然语言（比如汉语）内部，本身就有公私之分。这原本并不是什么新奇的发现，但当李翊云以一种与汉语比较的角度说出「英语是我的私语言」之际，也许你会和我有一样的领悟：从「公」与「私」的标准来看，当代汉语似乎更多是一种公共语言，至少在我们谈论简体中文或普通话时是这样。

回想一下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当你想表达私人的想法或情感时，要么语言匮乏不知如何表达，要么话说出口却觉得意思不对。

说一个我自己的例子。上大学的时候，一位朋友向我播放了一首莫扎特的音乐，问我什么感觉。我当时听得内心澄澈，大脑仿佛彻底放空，体验非常美妙，但半天只憋出「和谐」这样的评价来。当时我对自己说出如此俗套的评价非常难为情，但没想到对方开心地说：「是吧？和谐，可他妈和谐了，这就是莫扎特！」

从那手舞足蹈的样子，我能看出她确实非常喜欢莫扎特，这种愉悦的情绪非常感染人，但她所用的语言竟然也没有逃开「和谐」两个字。要知道那会儿正是我们要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时期，如果旁边有人听到我们的对话，准得以为我们在称赞一位主旋律歌手。

不说「和谐」，不知如何表达；但在彼时彼刻，脱口而出的「和谐」意思似乎也不太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尴尬？不过，也许是因为习以为常，我们对这种尴尬早就视而不见了。

可难道说汉语本身就不适合用来表达私人感受吗？显然不是。你随意浏览一下手边的文艺作品，就能找到大量的私语言。从苏轼的「不思量，自难忘」到陈绮贞「早已忘了想你的滋味是什么，因为每分每秒都被你占据在心中」都贴切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而且都属于那种几乎不会出现在公共场合的私人语言，不至于让人联想到其他不相干的公共含义。

真正的问题在于，这样优美贴切的私人表达我们用不出来，这不是我们惯用语言的一部分。不要误会，我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的语文修养应当和古代大文豪或当代著名原创歌手比肩，只是当我们想要表达一些日常的琐碎的私人的感受、情绪或想法时，经常找不到合适的表达方式，这不应该是一个母语者的水平。

在我看来，造成这一切的主要原因可以概括为历史和教育两个方面。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自建国以来，我们的文艺作品要为政治服务，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文艺作品创作更是直接变成了政治任务。这意味着我们的父祖辈在他们学习语言的时候，能够接触的文艺作品往往充斥着大量的政治话语，甚至大部分时间，他们根本无法看到政治杂文（如《毛泽东选集》）之外的内容。而且，对于这些政论文章，他们不仅要看，更要背诵。

政治语言这种最常见的公共语言形式就这样变成了他们最擅长使用的语言形式。很多时候，在非公共场合，他们也找不到除公共语言之外的其他表达方式。你一定听过很多人把「和妻子做爱」叫做「交公粮」，这并不是为了在公开场合避讳，很多人私下也是这么说的。虽说最早「交公粮」的比喻还略有一种「把做爱当作义务」的讽刺，但更多时候只是因为找不到其他合适的说法。

而这种私语言的匮乏不会止于这一两代人，因为正是这些人肩负着抚育我们「茁壮成长」的重任。而他们用来浇灌我们的语言工具只有「公语言」，没有「私语言」，因为这是他们唯一擅长的的语言种类，也是他们自己学习语言的方式。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教育，毕竟从七岁开始，大部分人的语文训练都是在学校完成的。首先，中小学的老师通常也都是我们的父祖辈，他们使用的语言显然也和我们父祖辈一样，以公共语言为主。更重要的是，我们从小的阅读训练，都在做类似「某篇文章体现了军需处长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样的分析，写作训练也一直在写扶老奶奶过马路这样捏造多余真实、政治意义大于文学或语言意义的文章。再加上有高考这样的指挥棒，我们不敢对这种既定路线有任何偏离，只能一遍又一遍重复。

于是，当高考结束，「再也不用受学习这份罪」的时候，我们只懂「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这样的公义，自己的私语言却找不到了。

或许值得庆幸的是，语言是活的，在脱离了高考的苦海之后，我们总是可以重新开始积累、修炼、发现、创造自己的私语言，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又有一个新的问题横亘在我们面前：我们简体中文的环境似乎有一种魔力，可以很快将一种新的私语言变成公语言。

也许你在玩游戏的时候说过「正能量」，也许你的长辈曾勉励你「不忘初心」，但突然有一天这些本来承载私人感受的话语变成了政治口号的一部分。至于那些没有变成政治语言的话语，也很快会变成陈词滥调，比如「奥利给」「蓝瘦香菇」，甚至「内卷」「躺平」这样的词都有这样的趋势。当一些用词说到让人心生厌烦之际，它所承载的意思多少会有所扭曲，于是也变成了公语言的一种。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对任何一种语言来说，这种由私到公、由新到旧的变化都是很正常的事。英语世界的政客为了选票经常会在政治场合使用私语言；而任何新的表达，如果没有被遗忘，最终都会变成陈词滥调。

但当我们因为审查原因，人为地限制自己只能使用某些表达时，能够选择的话语范围就会变小，相同表达的重复频率自会上升，于是一种新的表达无论是变成政治语言还是陈词滥调的速度都变快了，我们积累和发现私语言的难度自然也就增加了。最后，在我们习惯自我审查之际，我们创造新的私语言的能力也会受到影响。

一个私语言匮乏的人，不管内心多么柔软，也只能僵直地表现。

本文提到的李翊云的散文 To Speak Is to Blunder but I Venture 收录于其回忆录 Dear Friend, from My Life I Write to You in Your Life. Penguin Books 2018. 《纽约客》（The New Yorker）杂志网站有电子版（与书中版本有细微差别）。

此外，李翊云的短篇小说 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 也涉及到了本文的话题。